鸥盟
高洪波
昆明不是鸟岛。翠湖也不是青海湖。但在昆明能观赏到鸟类奇观却是近十几年的一件趣闻,成为昆明的一大景观。我先是在一些报刊上看到许多作家讲述与红嘴鸥邂道的奇异感受,在他们笔下,洁白长翅的红嘴鸥仿佛具有灵性,应约而至,应声而来,每年冬季赴约,春暖花开的季节离去,年复一年,使昆明人的冬季从此充满快乐的喧嚣。然而我却一直无缘相遇。曾有一次与红嘴鸥擦肩而过的机会,那是在1993年的11月,我同一位作家赴滇公干,在翠湖宾馆眼巴巴地守望到月中,朋友们不断告诉我们说海鸥照理应该来了,你们再等等……等到11月15日,昆明一家地方报纸甚至悬赏,说要给第一个看到海鸥的人颁发1000元奖金,海鸥却还是不肯赏光。我们终于等不及了,十分惆怅地告别了翠湖。到家第三天,友人从昆明打来电话,说海鸥昨天飞来了,你们没福气看到。多气人!
两个字:缘分。
内心里认定与鸥鸟们有一种盟约,或迟或早,早晚是要践约的。终于见到了相约十二年的红嘴鸥,借第二届“红塔山笔会”之机,热情的东道主专门将我们安排在翠湖宾馆住一夜。不为别的,只为了红嘴鸥那热情的翅膀。那一天有薄雾,早早出去一趟,未见鸥影,归房小坐,无意中向窗外一瞄,不远处的湖面上空,似已见到盘旋的海鸥,如一缕缕白云般在暗蓝色的天宇上飞掠。我马上兴冲冲地向汪曾棋、雷达、曹文轩、何志云、韩作荣等同伴通报消息,大家向湖边信步走去,刚出宾馆大门,耳畔已响起一片鸥鸟的聒噪,过得马路,便是翠湖岸边的栏杆,将面包屑掷向空中时,雪片样飞舞回旋的红嘴鸥们集结在我们的头顶,开始大口地叼食。它们飞翔姿态优美而典雅,在我看来有几分表演性质,像卖艺者般腾挪闪躲,把叫声与水珠宣泄在我们头顶,面对这群俯冲掠食的红嘴鸥,刹那间你会感到某种惊恐,生怕不小心它们会把你啄倒在地!
这场面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部影片《百慕大》,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小女孩在一个夜晚抱着洋娃娃登上甲板,突然从天空飞来大群的海鸟,当海鸟向小女孩俯冲时,她抡起洋娃娃遮挡,结果海鸟们纷纷落在甲板上,脖子全被咬穿,镜头这时摇向美丽的洋娃娃,她的唇边竟沾满鲜血……这个镜头把单纯美丽的形象与狂野的行为嫁接,留给人的惊骇极难忘却。
当红嘴鸥们飞向我们时,那阵势那场面,使我恍惚问成为甲板上那胆怯的孩子——当然,我手头没有魔鬼洋娃娃,有的只是大块大块的面包,这是订立鸥盟的信物。
我们把面包疯狂地挪向空中,继而又抛向湖面,密匝匝的红嘴鸥们掠食着这些并不鲜美的食物,我相信面包的营养谈不上丰富,充其量能够垫垫饥肠而已,但鸥鸟们这样忘我和兴奋地掠食,除了前面谈及的有几分表演性质外,怕也包含着对人类慷慨投食行为的一种鼓励和感谢。总之,在喂红嘴鸥时,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似曾相识的快乐。“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的那位高智商的古人,莫非也不知不觉隐人叹鸥的人群中么?
高原雪
高洪波
北京连续一个月的大热,据老辈人说,这种大热在1947年那一年发生过,以后就再没碰到过这么说来,半个世纪一次的酷暑,一被我一不小心赶上了。
北京大热,大热到什么程度?火笼?蒸锅?还是湖北女作家池莉形容武汉那样:一群人浸在游泳池里听首长的报告?太夸张了,首长虽然爱作报告,但他面对一群赤裸裸的听众和浮在水面上的一颗颗充满期待的头颅,那感觉肯定好不到哪去。
池莉笔下的武汉,是五六十年代的武汉,还没有冷气和空调,灵台无计逃神矢,只好浸泡在水中以避酷暑。北京这次持续高温,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中午时分电视台的记者到某路口的交通岗,警察同志正挥汗如雨地指挥交通。记者把温度计拿出来,放在警察脚下一测,乖乖,水银柱噌地蹿上去,摄氏五十多度!
人在这种高温下生活,您怎么能不浑身冒汗出徘子!然后念叨一个字:烦。
正烦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听,是云南一位朋友的声音,忙打听昆明热不热?这位仁兄一笑,说我们这里很凉快,一早一晚还得穿毛衣。
你说气不气人!
为了安顿自己被高温烤炙得焦躁的心情,放下电话便琢磨让自己凉快的事,一下子想起了云南的雪,三月雪,这是一种意识流,超越时空的本能。
云南的雪,雪片不像北方那么大,有几分细碎,落在地上之后很快就融化成湿漉漉的雪水,从雪花到雪水的过程,十分短暂,也许因为三月的云南地气已很是温暖的缘故吧?
雪如果再起劲地落上几个时辰,地面的热气渐渐被雪花们的努力所遮掩,你会发现一层浅白从天空铺下来,先是染白了绿色的松树、黄色的土墙、黑色或红色的屋顶,高傲的公鸡尾巴似的竹子们,也禁不住弯下了腰,翠绿的竹叶托住高天的白雪,格外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韵。在雪花的侵袭下,最冷静也最倔犟的恐怕要数仙人掌了,它们举着自己尖刺密布的巴掌,不客气地一刺破雪花的身躯,一阵风吹过,雪花们委屈地从仙人掌上滑落,也许这种相逢本来就是季节的错误。
雪花们继续飞舞,降落,随心所欲地栖息在自己可心的地方。当傍晚时分暮色被白雪裹挟而至时,浅白的颜色渐渐变成银灰,再过一会儿,银灰色也消失了,一种朦朦胧胧乌乌涂涂的色调掩上来,远处的村落先亮起一星灯花,继而是一片灯火,夜色与雪色借助于迷离的灯光,显出了高原特有的别一种神秘,而寒意与凛冽,也就在这时浮动在夜空,你踩着薄薄的一层积雪走向远方,每一个脚印,都提醒你这是一场罕见的雪,高原三月雪。
这当然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三月雪不同于冬雪,是老天爷恶作剧的一种表现,成心跟人们过不去。联想起北京七月间这场持续高温天气,下意识地,我想起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种种无奈,气温异常不过是小小不言的惩罚。
然而拿高原雪来抵御京都暑热,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却是我本人的专利,在写出高原雪的同时,屋外竟掠过一席凉风,甚至有几丝雨意,焦灼的心境,渐渐地复归于清凉。遥远的高原雪,还在落着吗?
昆明雨
高洪波
云南省电力局的工会主席汪兄,是个文学与摄影爱好者,由于曾聆听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先生一次文学讲座,故而在冯牧先生逝世后,动了写一本关于冯牧与云南的著作的念头。汪见是说干就于的性格,1996年7月间,他在昆明海埂召集了一次小型座谈会,题目叫“冯牧文学之路研讨会”,我很荣幸被邀请参加。
住在海埂的电力局疗养院,不便进城,每日里开会发言,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听苏策、公浦、张昆华讲述与我的老领导冯牧先生一生的交往,许多故事新鲜又感人,我感到在不同角度的讲叙中,冯牧先生又回到我们中间,用他那一贯清晰、爽脆的话语,把我们引向属于他的那一种愉快、灵慧的氛围。
第三天下午,接到老友范兄的电话,约我傍晚赶赴一家饭馆吃饭,说晓雪、张长、李霁宇几位作家都在邀请之列,还有《羊城晚报》的一位编辑朋友。
便很愉快地答应下来。
车子沿海埂新修的柏油路急驶,愈进人昆明,速度愈慢,敢情堵车(昆明称“塞车”)已成为昆明交通的一大难题。堵车倒没什么,汽车正行进间,车窗外响起噼噼啪啪的雨点声,雨下得又急又猛,很快拉起一道雨幕,四下望去,尽是白茫茫一片,汽车顿时如一叶浪中扁舟,缓缓前行,寻找市中心的那一处饭馆,竟变成很困难的一件事!
昆明雨,在我印象中从来都是这么急性子,说来就来,风风火火,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昆明公出,以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身份参加《云南文艺》(现《边疆文学》的前身)的改稿会,有一天从云南大学会朋友出来,没来由地赶上一场昆明豪雨,我骑一辆自行车从云南大学的制高点俯冲而下,一直冲向位于国防剧院的一位战友家,雨点很凶猛地抽打我的脸,眼睛几乎睁不开;军衣湿成游泳衣,凭着军帽的那一点点帽檐的遮挡,使我不至于把车子骑到马路中间。我揿动车铃,铃声闷闷的,已被昆明雨浸得没有一点声响。无雷,但有风,风雨交加之际,昆明的银桦树簌簌地抖动身躯,它们仿佛也承受不住过于欢天喜地风气十足的倾盆大雨。
雨下到惬意时,马路上空无一人,只剩我一个骑车前行,躲雨的人们缩进屋檐或庭廊下,耐心地等待雨过天晴,他们经验十足,知道这种过山雨的脾气,十几二十分钟的闹腾,犯不上和它较劲。
雨过天晴的结局,真的立马应验,我进屋时雨就停了,默契得很,好像老天爷成心为我洗浴身心。看一眼灿烂得有些不成体统的阳光,我真为昆明雨的恶作剧而哭笑不得。
得,想不到二十几年后又让我赶上了。
雨大得使人无法走出汽车,但约定的时间已到,老友范兄指定的饭馆也亮出了幌子,不下车就太对不住朋友了。一咬牙让司机回去,我冲出车外,几步跨入那饭馆,心想老朋友准保都在笑吟吟地坐定——孰料此家饭馆是分店,正宗老店尚在前方百米处。
昆明雨再次捉弄了我,百米路程虽然不远,可你须忍耐瓢泼乃至倾盆大雨的侍候.况且今非昔比,再无当年的豪情旧日的慷慨,我把青春赌明天,如今已输不起这昆明雨的挑战了。
正踌躇间,服务员递过一把雨伞。撑着这伞,趟着没脚面的雨水,听雨点叮叮咚咚击打出的得胜今,我走向了朋友们的难得一次的聚会。
昆明雨,高原最捉狭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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