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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于是之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这是他主演的第374场《茶馆》。
然而,演了几百场“王掌柜”,于是之这次却卡壳了——对不上台词,望着老搭档郑榕,叫不出“常四爷”。
谢幕时,听着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之落泪了。那天晚上,童道明陪他一起走出剧场。站在院子里,于是之望着夜空轻轻叹息一声:“从前演戏觉得过瘾,现在觉得害怕。”
于是之知道,自己告别舞台的时间,到了。
一个话剧演员,说话却出现障碍,这对于一个把演戏当作毕生追求的人,打击之大,除了于是之本人,只有妻子李曼宜最为了解。
李曼宜记得,于是之那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又或是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让他不愉快,有时他会暗自生气,有时会伤心落泪,甚至失声痛哭”。
李曼宜懂丈夫的情绪起伏,因为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
正是在那段时间,夫妻俩谈到了将来谁先“走”的问题。于是之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
李曼宜说,不如趁着两个人都在,把他们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都记下来,将来剩下一个人时,看着它,也是个纪念。
于是之同意了。他说,他还要写写自己的那些“良师益友”。随后,他在一张废纸背面拟了个“良师益友”的提纲,提纲的最后一段,写的是李曼宜。
李曼宜既好奇又期待,丈夫究竟会怎样写她。然而,她最终也没能等来那个答案。
2013年1月,被阿尔茨海默病折磨多年的于是之去世。6年后,《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出版,94岁的李曼宜在书里记录了夫妻二人在风波迭起、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记录了贯穿他们一生的爱和信任。
1949年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春寒犹厉,但空气中已有一股暖意。
就是在这个春天,李曼宜考入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华北人民文工团”。当她坐着团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来团里报到时,看到在一众穿着灰粗布制服的团员中,有一个穿紫红色毛衣的年轻人,跑上跑下甚是显眼。
“他这身打扮,不像‘老同志,可又俨然以团里主人的身份在接待我。”李曼宜忍不住暗自思量。
待大家都安排妥当,“紫红色毛衣”自我介绍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
于是之只比李曼宜早入团一个月。两个人熟悉后有次闲聊,发现他们其实在1944年就见过彼此。
当年,李曼宜和家人住在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一起住的几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那年暑假,院里几家的孩子聚在一起,决定排演话剧《雷雨》。然而大家发现人手不够,缺个演周萍的人。于是,一个孩子请来了那时还叫于淼的于是之。
人一凑齐,没有寒暄与彼此介绍,立马开始排戏。
李曼宜被分配演蘩漪。要和一个陌生男孩对词,她觉得特别紧张,头也不敢抬,眼睛紧紧盯着剧本。排练到最后,她都没看过于是之一眼。
5年后,两个人再度相逢,提起这段往事,于是之忍不住对李曼宜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蘩漪的台词里有‘我爱你或者‘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个‘爱字去掉了。”李曼宜听罢,抗议道:“蘩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于是之说:“有,有,有啊!”
两个人大笑。
也正是在这一朝一夕的相处中,二人渐生情愫。1949年10月,团里筹备演出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维克多。他试图通过读书探寻“维克多的恋爱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似乎也有些想谈恋爱。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的恋爱颇有苗头……我每一次分析与创造维克多的时候,总想到她,这能使我在分析中有更浓的感情。”
这里的“她”,指的就是李曼宜。
而彼时的李曼宜,其实也是有感觉的。她曾在日记中写道:“于的问题,现在还很难测,我仍在犹豫……”
而到了12月20日,两个人的日记中,都谈到了恋爱的事。于是之似乎怕被人看到,心绪全用英文表达。李曼宜则这样写道:“我很希望那件事情(当然是指我和他的关系)能明朗化,我是不喜欢在那些事上浪费时间的,我坚持我过去的念头,那必须是对事业有所帮助的,否则,就可以不去管它。”
然而就在12月31日,于是之没能控制住情感的闸门。在1950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我们吻在一起了……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许多年后,李曼宜曾听一位老友说:“当年你们俩恋爱谈成了,把是之高兴的,回到宿舍里满地打滚儿,还说‘李曼宜答应我了……”
不知这是真有其事,还是老友的演绎。不过于是之的欣喜,众人皆知。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快乐的幸福的1950年。”
当他们俩的感情相对稳定后,结婚一事被提上日程。
1950年3月22日,剧院(1950年元旦,华北人民文工团改组扩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莫斯科性格》开庆功宴。大概是为了喜上加喜,領导同时决定,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婚礼也在这一天举行。
李曼宜记得,两个人当年的结婚“礼服”是自制的,“就是把去年发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夹衣,然后洗净熨平,穿起来相当笔挺”。至于结婚证书、婚纱照,一概没有。幸好剧院准备了一块粉色缎子,供大家签名,缎面上方写着:“于是之李曼宜同志结婚志喜。”这块最终被大家密密麻麻签满名字的缎子,成了两个人唯一一件珍贵的结婚纪念物。
婚姻不是靠你侬我侬就能走远的,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独立个体,势必相互磨合,才能长久相依。
于是之有时就喜欢“生闷气”,甚至会用拳头捶桌子、捶胸口,夜里跑到院子里用头顶着木柱使劲蹭,愤怒时还摔过茶杯、暖壶。不过李曼宜说,这已是于是之发脾气的极限,他不会和人大吵大闹,“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
另外,于是之也不懂如何讨妻子欢心。去莫斯科访问,路过商店,其他人都进去看,他却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个精致的双层针线盒,让他带回去送给李曼宜。事后,李曼宜感叹:“这样的礼物,要等于是之送给我,大概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针线盒,她一直用到今天。
在某种程度上,于是之是不爱表达的,而他内心的起伏,或许只有李曼宜最懂。
1984年2月,经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李曼宜记得,当年丈夫和自己说:“一想到下一步,只觉得前边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也要跳了。我不想当官的心情,将来恐怕只有你来证明了。”
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8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迭出的时期。而这8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
李曼宜回忆丈夫作为“行政干部”的那8年,他从来没有所谓的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破门而入”。但于是之最爱聊的,其实还是创作。
回望这8年,李曼宜在《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中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在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家剧院真是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也全用上了。”
在李曼宜眼里,丈夫当初明知前面是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仅凭他那很不娴熟的‘仰泳,总算没有被淹没。但——他,太累了。”
其实在做“行政干部”时,于是之就有了患病的征兆。比如排练话剧《洋麻将》时,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得严重。
丈夫一边演戏,一边做领导工作,备受煎熬且身心俱疲。李曼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92年,在《茶馆》演出前,于是之的病状出现得更为频繁。那时,他常会忘记别人的名字、忘记地名。
1994年,于是之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那年年底,报上刊登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患此病的消息。于是之看后,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和朋友们自我调侃:“我这辈子说话太多了,老天爷不让我说话了。”
作为妻子,李曼宜也是过了好久,才接受丈夫得这个病的事实。
最初,一辈子好强的她,觉得难堪。
在李曼宜看来,那段时间,自己最大的痛苦,“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她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深夜失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凄凉与郁闷。但宣泄过后,她会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
于是之患病后,几乎全部的护理工作,都压在李曼宜一个人肩上。
1999年的正月十五,正在厨房的她听到外面“扑通”一声。她连忙跑出来,见于是之坐在了地上。她上前扶,没扶动,自己却重重地磕在水泥墙的棱角上,瞬间动弹不得。
她忍着剧痛,一点点挪动脚步,蹭到电话机前,给儿子打了电话。而于是之有些吃惊地看着她,她捂着腰对他说:“不行了,我摔坏了,动不了了。”
那时的于是之,已经不怎么能讲话了,见妻子这样,忽然急得在地上爬,并大声嚷起来:“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最终,夫妻二人住进了同一间病房。由于要做各种检查,李曼宜常被人抬出病房,每当这时,于是之就特别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跟着抬走李曼宜的人跑出病房,但一下子没跟上。见妻子没了影,他更急了,就跟着查房的主任,主任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想问妻子被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不行了,但他没有能力讲出这些话。没法从主任那里得到答案,他就开始在病房的过道里到处跑、到处找,直到看见李曼宜回来,才安静下来。
就在两个人住院期间,有剧院的同事来看望于是之,说到《茶馆》要复排了。李曼宜发现,于是之眼中刹那间闪出了光。
于是之住院时,为了让他安心做理疗,李曼宜会和他讲过去的生活片段:“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一起上街打腰鼓,‘咚吧咚吧咚吧。”她还会给他念儿子小时候常说的童谣:“小白兔,白又白,两只(ji)耳朵竖起来,爱吃(qi)萝卜(gu)爱吃(qi)菜,跑起路来特(tuo)别快!”有时于是之晚上睡不着,她就给他唱《摇篮曲》《圣母颂》这些他们年轻时爱听的曲子,听着听着,于是之就静静地睡了。
在于是之住院的最后岁月,李曼宜风雨无阻,几乎日日到医院陪伴丈夫。
李曼宜不愿别人称丈夫为“植物人”,她不接受这个冷冰冰的词。她记得有一次黄宗江在电话里和她说,之前总不理解那些推着瘫痪病人在院里散步的人,可是在自己的老伴儿去世后,他忽然懂了。他说:“即使老伴儿瘫在床上,再不能动、不能言,我也愿意守着她、照顾她,这里有我们的感情,不论怎么样,我们两个还是在一起的。”
黄宗江说的这些,李曼宜懂。
然而最终,于是之还是先离开了。丈夫去世后,李曼宜向北京人艺的领导提出,想让他和工作多年的“家”——他挚爱的舞台,做最后的告别。
2013年1月24日,于是之的靈车从医院开出,驶向首都剧场。之后,灵车绕剧场一周,停在院内。在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后,灵车再次启动。“是之真的出发了,他向西,再向西,走向远方。”李曼宜在心里默念。
最后送别时,李曼宜在给丈夫的花篮上写下“是之,我爱你”。
这是她一辈子也没有对于是之说过的心里话。
过往的回忆,并没有散去,多少次突然惊醒。梦里轻微有过阳光的味道,离开了几百天的日子里,你过得委不委屈。我曾刻意路过你家门口,想看却不敢看你。我离开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起过,送你的玩具你送人了没有。我都忘了何时牵起过你的手,但是你的笑容都在梦里。
你说你喜欢我微笑的时候,我现在却很少笑起,关于你的回忆一直在那里。始终惦记着你,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去,让你伤心和哭泣。人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我的人生只剩痛苦和死心。我不希望你还惦记着回忆,我就想这样静静地想你。
一别这么久,你的伤口好了没有,没有联系没有问候,我只能在朋友的口中打听。希望你过得开心,就像我没有来过你的记忆,忘了也是美丽,牵不起得手总会放弃,想你都是忏悔和委屈。你也总会出现在梦里,一次次敲击碰撞着我的心。好久都没在谈论中提起过你,我害怕会泪流满面。多想再次拥抱你,就像昨天,我却亲手切断了留恋,就这样一直走,假装微笑和随意。
你说你多想我能留下来,可是青春的我们最终背道而驰,注定的叛逆或许总会让人伤心。年轻的心总是漂泊不定,我丢下了你还有我们的回忆,独自一个人走在夜里。电话早已经删去,但是号码却刻在脑海里。愿你一切安好,忘了我,忘了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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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为了完全的、内在的自由,不屈从于世上最强大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并且生活在人们中间,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连一个敌人都没有。我要是忘记这样一个人,那就是忘恩负义。
我在一个平常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个极为独特的人。那时,我住在一座小城里。一天下午,我带着我的那只西班牙狗去散步。突然,狗显得极为不安,它在地上翻滚、在树上蹭痒,同时不断地狂叫并发出呼噜声。
就在狗反常的当儿,我发现有人从我身边经过,他是一个差不多三十岁的男人,衣衫褴褛,没戴帽子。是一个乞丐,我想,并准备从口袋里掏出零钱。可这个陌生人非常安详地朝我微笑,用清澈的蓝眼睛望着我,像一个老熟人。
“这只可怜的小东西有些不舒服,”他说着,并用手指着狗,“你到这儿来,我们马上会弄好的。”
他用“你”来称呼我,仿佛我们是好朋友似的。从他的语气中流露出的这样一种热心的友情,使我根本不能表示拒绝。我随他走到一条长凳前,坐在他旁边。他用尖厉的口哨声来召唤狗。
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这只向来对陌生人极为不友好的卡斯巴尔竟跑过来,顺从地把头伏在他的膝上。他开始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检查狗的皮肤。终于,他发出一声满意的“啊哈”,随即进行了一次看来是非常痛苦的“手术”,因为我的卡斯巴尔多次狂叫,可即使如此,它并没有跑开。
“好了,”他笑着说道,把什么东西捏在手上举了起来,“可爱的小狗,你现在又能跳了。”狗跑开了,这当儿,陌生人立起身来,跟我说了声“再见”,点了点头就匆忙地离开了。我都没来得及表示我的感谢,更谈不上给他点什么作为回报。他出现时带着一种笃定的自信,消失时也是如此。
回到家,我还一直在想这个男人的奇怪举动,并把这次邂逅告诉了我的厨娘。
“他是安东,”她说,“他对这类事情可在行了。”
我问她,这个人的职业是什么,他靠什么来维持生活。
好像我的问题多么离谱似的,她回答说:“职业?他要职业干什么?”
“哦,就算没有职业,”我说,“但毕竟每一个人都需要做某种工作来养活自己吧?”
“可安东不是,”她说,“每个人都给他所需要的。钱对他来说不重要,他根本不需要钱。”
人们必须为每一口面包和每一杯啤酒付钱,也必须为住处和服装付钱。这样一个衣着破旧、不起眼的人怎么能绕开这个牢不可破的法则而无忧无虑地生活呢?
我决定去探寻这个人的秘密,不久就证实,我的厨娘说得完全正确。安东真的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优哉游哉,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荡,看起来毫无目的,实际却用一双警醒的眼睛观察一切。他拦住一辆马车的车夫,让他注意马的挽具松了;他发现一个篱笆里的一根柱子已经烂了,于是就去喊主人,建议他把篱笆加固。多半情况下,人们就委托他来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从来不是出于贪心才给人出主意,而是出于真正的善意。
我看到他给很多人帮过忙。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一个鞋店为别人修补鞋;另一次,他是在一家公司当临时服务员;还有一次,他在领孩子们散步。我发现,所有人都是在困难的时候去找他帮忙。真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坐在市集的小贩们中间叫卖苹果,原来是摊位的女主人生孩子去了,她请他来帮忙。
安东的独特之处在于,不管工作多么劳累,他总是拒绝多拿一分钱,所得报酬够一天生活就行了。若是这天恰巧日子过得去,那他根本就不要报酬。“我会再次找您的,”他说,“若是我真的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不久我就清楚了,对这个奇怪的小个子男人来说,与其把钱存在储蓄所,不如在他的周围放进一笔道义存款。在所谓无形的信贷上,他已积蓄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甚至那些极端冷酷的人,面对一个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且不过多索取报酬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
只要在大街上见到安东,就能看出人们是以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敬重他。每个人都亲切地向他致意,都向他伸出手来。这个平凡的、正直的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城市中穿行,就像一个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地产拥有者一样,在检视他的财产。所有的大门都朝他敞开,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凳子旁坐下来,一切都供他支配。
我必须老实地承认,在安东与我打交道过后,每当在路上,他经过我身边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向我致意时,我都感到恼火——仿佛在他眼里,我是随便某个陌生人一样。显然他不希望为这件小事受人感谢,可这种客气的、无拘无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一种伟大的和亲密的团体之外。于是,当我的房子要进行修理时——屋檐水槽滴水——我就让我的厨娘去叫安东。“他这个人不能随便去叫。他从不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我能把消息告诉他。”她这样回答。
我知道了,這个奇怪的人根本就没有住处。尽管如此,再没有比找他更容易的事了,仿佛他有一种无线电话与每个城市联在一起。人们只消对自己遇到的第一个人说:“我现在需要安东。”这个消息就会一个人接一个人地传下去,直到某个人偶然碰到他为止。事实上,他在当天下午就到我这儿来了。他用审视的目光环顾四周。在穿越花园时,他说,这儿得加一道树篱笆,那儿需移植一棵小树。最后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屋檐水槽,就开始工作了。
两个小时后,他说修好了,随即离开——又是在我向他道谢之前。但这次我至少委托我的厨娘郑重其事地付给他钱。我问她,安东是否满意。
“当然啰,”她回答,“他从来都是满意的。我要给他六个先令,但他只拿了两个,这就够他今明两天用的了。但是,如果博士先生有一件多余的旧大衣能给他的话——他……”
我很难描述我的喜悦之情——在我熟悉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奉献得多、索取得少的人。我急忙尾随他而去。
“安东,安东,”我朝他喊道,“我有一件大衣给你!”
我又看到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他对我跟在他身后跑来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在他看来,一个人把他多余的一件大衣送给另一个极为需要的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我的厨娘翻找着我的那些旧衣服。安东看了看,从一堆衣服里拿出一件大衣,试了试,随即非常平静地说:“这件我穿着合适!”
说这句话时,他像在一家商店陈列的货物里挑选自己需要的物品。随后,他对其他的衣服又投去一瞥。
“你可以把这双鞋送给住在萨尔泽巷的弗里茨,他太需要了!那些衬衣给正阳大街的约瑟夫,它们对他有用处。若是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替你把这些东西带去。”
他把鞋和衬衣包起来并补充道:“您真是一位高尚的人,这些东西就这样送掉了!”
事实上,那些称赞与我写的那些书的评论,从来没有哪句像这句朴实无华的话,使我如此兴高采烈。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想到安东,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给予我如此多的帮助。每当我锱铢必较时,我就忆起这个人,他生活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因为他从不要求更多,够一天用的就足矣。这总是引我去做同样的思考:如果世界上的人彼此信赖,那就不会有法庭,不会有监狱……若是所有的人都像这个人一样生活,总是全力投入而只取其所需,那我们复杂的经济生活不也该做些改进吗?
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安东的消息。但是我几乎能向任何人表明,我对此毫不担心:他不会被上帝抛弃,并且,更为少有的是,也从不会被人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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