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恋爱故事记录下来，当我想念你的时候就翻出来看看，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够如此浪漫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抗日英雄乐以琴的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乐以琴（1914年11月11日─1937年12月3日），别号一忠，四川芦山人，中国空军飞行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著名的抗日英雄。曾一次空战中击落敌机4架，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位空战王牌飞行员，抗日战争中他总共击落敌机8架。

乐以琴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并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有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美誉。

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不幸殉国，牺牲时年仅23岁，现安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20XX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生平经历

乐以琴，1914年11月11日生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芦山县。

1931年，乐以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随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文理学院。九一八事变后，乐以琴决心投笔从戎。

1933年，乐以琴考入了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到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第3期进行飞行训练，毕业后，编入空军第4航空大队22中队，任少尉分队长。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乐以琴奉命参加淞沪会战，8月14日，乐以琴驾机从笕桥机场起飞迎敌，与日军18架轰炸机展开空战，击落敌机4架。

11月，乐以琴随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击落日机8架，荣记一等功，并被晋升为中尉。被誉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一。

同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时，乐以琴的战机中弹，跳伞时头部受重伤不幸去世，年仅23岁。

出身名门

乐以琴原名乐以忠，1914年11月11日出生于四川芦山县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其父亲乐和洲（字伯英）曾是清朝的武举人，他为人忠厚、正直，辞官不做，归家侍奉父母。他有两个弟弟，兄弟三人一直没有分家。三兄弟一共有17个子女，其中男孩子有10位，乐以琴在男孩子中排第6位。在这个大家庭里老大乐和洲主内，老二在外经商，老三从军。乐以琴的母亲为人温和、慈善，文学修养颇高，是邻县一大家闺秀，她幼年随家里的男孩在家读书，因而学识很高。嫁到乐家以后，她不但主持家政，抚育子女，而且担任家庭教育之责。

投笔从戎

1929年，乐以琴在家乡初中毕业后来到成都，就读于华西协合高级中学。

在华西协中，乐以琴的体育成绩非常好，他跑得快，是学校有名的田径运动员，还曾代表四川省出席全国运动会。

1931年，乐以琴中学毕业，他立志考入大学学生物，而父亲却想让儿子学医。乐以琴的哥哥、姐姐有七八位都是学医的，大哥乐以勋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姐姐乐以成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四川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生。

1931年，乐以琴考入了济南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学生物学。刚进校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乐以琴看到无辜同胞被日军杀害，很愤怒，渴望从军杀敌。1932年冬天，报上刊登了中央航空学校招收第二期飞行生的启事。乐以琴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报考航校。

因为年龄不够，原名乐以忠的他借用了四哥乐以琴的名字和文凭。后来真正的乐以琴也去报考空军，又用了六妹乐以纯的名字，以致后来空军中流传着乐以琴不是乐以琴，乐以纯不是乐以纯的佳话。1933年春天，乐以琴得到了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复试通知书。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中国现代航空教育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训练队。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该航空训练队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1932年，中央航空学校在笕桥正式成立并对外招生。

复试后乐以琴被航校录取了，他入学时的队长是人称独臂飞将军的石邦潘，石将军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击落日军13式舰载歼击机1架，随后被日机击伤失去一臂，是抗战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飞行员。乐以琴经过6个月的新兵训练学习后，顺利地通过考试，1933年9月1日被编入笕桥空军第二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技术。

乐以琴

笕桥航校的飞机驾驶学习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每级4个月的学习时间。初级和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门学习驱逐、攻击、侦察和轰炸飞行。每级飞行训练结束都要进行考核，考试合格方能进入下一级的训练，不及格的学员予以淘汰。

在笕桥航校机场，乐以琴被分在第十组，他的教官是高志航。高教官是留法学航空的，回国后入航校第一期，毕业后任飞行教官。航校的生活不同一般的大学，乐以琴他们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上午飞行，下午上课，晚上自习。

1935年，乐以琴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

1936年，乐以琴被编入由他的教官高志航任大队长的第4大队22中队，乐以琴担任分队长，驾驶美国产的霍克Ⅲ鹰式双翼单座战斗机，他的座机号是2204。

首战告捷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14日下午，早已潜伏在河南

周家口机场的第4大队，接到命令全队紧急飞往杭州笕桥机场和安徽广德机场参加上海保卫战。

而此时，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空军，派出了两队共18架轰炸机，分别偷袭笕桥机场和广德机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21中队率先对日本空军展开了空中打击。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击落日机3架，其中两架都是高志航打下的。

乐以琴所在的22中队和23中队赶到广德机场时，机场已遭敌机轰炸。八一四空战第4大队狠狠打击了日军，更严峻的空战在等待着中国空军。

第二天，日本海军航空队派出了34架飞机直扑笕桥机场，第4大队起飞迎战。乐以琴首次与日本空军交战就显示出他出色的本领。他沉着、机智、敏捷地驾驶着战机犹如蛟龙般在敌机中穿梭，看准时机扣扳机，一串子弹射向敌机。敌机应声冒烟栽下去，乐以琴旗开得胜打下了一架日机。大队长高志航、23队梁添成也分别击落敌机一架。越战越勇的乐以琴抓住时机再次对准日机猛烈开火，亲眼看见被他击中的敌机在空中爆炸成碎块坠落下去。日军航空队被中国空军第4大队打得四处逃窜。

乐以琴紧追逃跑的敌机，从杭州的笕桥一直追到绍兴曹娥江上空，乐以琴把最后的子弹都射向了敌机，又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栽入曹娥江中，一架坠落于山麓中。

空战结束后，乐以琴不解气地对战友王倬说：是，我打下一架日机后，怒火未息，我摸摸自己脑袋还在，身上也没有出血，反正自己已经够本了，于是又向第二架、第三架日机追去并瞄准开火，直打到第四架往下掉的时候，两挺机枪里的子弹已打完，汽油也用完了，只好放其他敌机逃生。

八一五空战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6架，乐以琴一个人就打下4架。中国空军

首战大捷，一时震动了整个世界。

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报道了此次战况，美国报纸称高志航首建奇功，苏联通讯社报道乐以琴一口气击落敌机4架。

一次空战中单机击落4架敌机是抗战时中国空战史上的奇迹，这真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灭日本人的威风。人们把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梁添成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

2204号成为日机克星

1937年8月14日，日本木更津航空队数架飞机突然偷袭杭州笕桥机场，妄想一举歼灭我空军主力。中国空军奋起反抗，乐以琴分队长驾驶的2204号战机从3000米高空钻出云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机群，上下穿梭，弹不虚发，先后击中4架敌机，打得敌人魂飞魄散。此后，敌军飞行员一见到中国2204号战机就主动避开，不敢交锋。

乐以琴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屡立战功，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当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上海抗日战场人人奋勇杀敌，7天之内竟击落日机60余架，乐以琴一人就打掉敌机8架，创下辉煌战绩。他所驾驶的2204号座机成为令日本空军闻风丧胆的克星。曾有战友劝乐以琴变更机号麻痹敌人，他却答：以身许国，本是男儿分内事。岂能希图保全自己而变更机号，而

乐以琴雕塑

向敌人示弱呢。

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次空战中，乐以琴驾驶的2204号战机被多架日团团围住。乐以琴临危不惧，利用娴熟的技术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而毁。战斗中，乐以琴的战机不幸中弹起火，被迫跳伞。他为了不给敌机当活靶打，推迟了打开降落伞的时间，结果触地牺牲，年仅23岁。

不幸捐躯

按国际惯例，凡在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飞行员被称作王牌

乐以琴空战跳伞油画

飞行员。八一五空战乐以琴击落敌机4架，1937年8月21日，乐以琴奉命阻击日机，在上海西郊又击落两架敌机。从1937年8月15日到21日，仅仅7天的时间，乐以琴就打下了6架日本飞机，因而乐以琴是我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淞沪会战时，乐以琴奉命飞往浦东，在张发奎炮兵阵地上空与日机作战，他的战机不幸中弹，失去控制。乐以琴从4000多米的高空跳伞，然而日军却不顾国际公约，对丧失战斗力的乐以琴开枪射击。幸好没有被日军击中，乐以琴着陆后被当地民众送回了基地。随后，乐以琴调防南京。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时我国工业落后，不能自己制造飞机，从国外购

乐以琴烈士墓

买的战机跟不上战场上的消耗，而日军却自己能生产飞机，源源不断补充到前线。因而中国空军战机越战越少，到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能飞上天的战机已不足20架。12月3日，中国空军只有乐以琴和董明德两人升空对付数十架日机。面对众多的敌机，乐以琴毫不畏惧，他用娴熟而高超的飞行技巧在敌机中穿梭飞行，他使两架企图左右夹击他的日机相互碰撞，日机在空中爆炸而亡。激战中，乐以琴的战机中弹，飞机冒着浓烟向下坠落，他被迫弃机跳伞。有上次跳伞被日军在空中射击的经历，乐以琴决定冒险推迟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这样可以缩短在空中降落的时间，减少被日军射击的机会。不幸的是开伞时间晚了一点，他落地时头部受重伤去世，年仅23岁。

人物评价

当时的教育部将乐以琴英勇抗日的事迹编入了小学国文课本。

乐以琴的父母用抚恤金在家乡修建学校，取名为伯英中学，是现在芦山中学的前身。

20XX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小编推荐qg13.com

抗日英雄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的故事

把自己的恋爱故事记录下来，等到我们都老的时候就翻出来回忆，怎么样才称得上爱情故事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抗日英雄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的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141938)，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

20XX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1936年入伍，曾担任歼击机射击手、无线电报务员、大队初级指挥官。

1938年1月，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驱逐、轰炸等4个大队支援中国抗战。马尔琴科夫随志愿队来华。

1938年7月9日，在武汉空战中，他身负两处重伤，仍顽强坚持驾机作战，并击落日机。因伤势过重于7天后牺牲，牺牲后获苏联英雄称号，并获列宁勋章。

主要事迹

1937年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聘请美国陆军航空兵退役军官陈纳德来华担任顾问。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随即考察了中国空军的情况。后来陈纳德告诉宋美龄，当时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够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超过600人。

抗战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战争的磨砺，可用飞机只剩30余架；而当时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数量远超中国，取得了完全制空权。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军队、城市和平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构成了极大威胁。

当时西方诸国均以严守中立的名义，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美日矛盾也不突出，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是孤立无援，只有与中国接壤的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所以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唯有向苏联求援。

1937年8月下旬，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宣称将提供给中国数亿美金的贷款和军购。

8月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一次长谈，蒋表示国民政府决不对日妥协，要求苏方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同时请苏联派遣人员帮助训练中国空军。苏联政府同意以志愿队的名义给中国提供战机和飞行员，帮助中国抗日。

蒋介石随即电告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请他与苏方洽商飞机交涉，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密电再次提及空军援助事宜：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请先将所商允之轰炸机与发动机尽先借给，速运来华。斯大林很快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1937年9月开始运送第一批飞机来中国，随后又选拔大批飞行员和航空地勤人员，以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名义来华。据陈纳德回忆：当那些驻华的美国外交官正忙于促使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时，苏联的空军就到中国来了。他们派来四队战斗机，两队轰炸机，装备都很完全，准备抵抗日本。

在华期间，苏联航空志愿队这支抗日外援屡建奇功，重创日军，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38年奇袭日军台北松山空军基地。

1938年2月，航空志愿队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台北松山日军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组装，他决定发动偷袭。袭击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CB轰炸机，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CB轰炸机。

2月23日凌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据当时的飞行纪录记载：所有飞行员都一反节假日的习惯起床很早。需要再次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确定航线和目标。雷恰戈夫这才允许起飞。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航线是严格保密的，中国勤务人员谁也不知道。拂晓我们就飞临台湾海峡闪光的水波上空。我们没有氧气设备，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失掉高度就等于失掉距离。

苏联航空队的这次奇袭非常成功，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后，突然开火，日军毫无防备，乱作一团。这次袭击共投弹280枚，炸毁敌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松山机场完全陷入瘫痪。

袭击松山机场不久，苏联轰炸机群再次出发，对日本本土进行了轰炸，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机群飞越日本九州岛上空，对长崎、福冈等地进行了投弹轰炸，还撒下了百万余张和平反战传单。

在此期间苏联还派遣日加列夫、雷恰戈夫等几十位航空专家，作为志愿队的组成人员，在兰州、伊犁、成都等地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空学校。这些苏联专家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为中国培训了大批优秀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在华期间，先后有200多名苏军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文开篇提到的库里申科就是其中的代表。库里申科是航空志愿队飞行大队长，1939年6月来华，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库里申科率领苏联小伙子击毁了100多架敌机。

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牺牲，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上校参谋陈嘉章与库里申科有过交往，他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库里申科大队长率队在武汉上空同德国法西斯提供给日本的米塞斯特战斗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据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射手说，在这次战斗中击落敌机6架。战斗刚一开始，3架米式敌机就直扑向库里申科的领航机，射手对准猛扑的敌机开火，黑烟马上冒起来了，敌机翻滚下去了。但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的左发动机，却被另一架敌机打中了。库里申科用单发动机飞出重围，沿着扬子江飞到四川万县上空，机身失去了平衡，不能再继续前进。为了保持飞机完整不受损失，库里申科将单发动机飞机，平衡地降落在扬子江心。轰炸员和射手脱下飞行衣，跳水游到岸上，但3个月来为中国人民抗日事业昼夜操劳的库里申科大队长，再无力游到北岸了。扬子江的狂涛卷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战友。

当时苏联援华人员的去向都是保密的，连家人也不知道。

1950年代中期，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在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学习，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一位中国同学有一次与莫娜闲谈：抗战期间有一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他的姓氏和你一样，名字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是不是你的亲属？在父亲牺牲十几年后，女儿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

抗日英雄杨学诚的故事

两个人遇见了那一定会发生很多的故事，等到我们都老的时候就翻出来回忆，怎么样才称得上爱情故事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抗日英雄杨学诚的故事，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杨学诚（19151944）又名奇山，湖北黄陂县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人物生平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台后，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得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和翌年1月的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军警进校搜捕进步同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接着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闻讯后，立即组织了爱国同学三四十人，与军警一番搏斗之后，使被捕三人获救。之后，杨学诚还把蒋南翔隐藏在自己屋里，并安全护送他转移。不久，因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狱中不堪酷刑而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发动和组织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抗议。在这次斗争中，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去开会的是杨学诚，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杨学诚。193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出任支部书记。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等，随刘少奇和彭真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重要大会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和西城区委书记。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最后于9月初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运动。1943年病逝。

主要事迹

1938年8月，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他和陶铸一起创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抗日游击区。后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参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鄂中6年艰苦卓绝的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部分。他在这个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初，他从鄂南返回江北，已是身患多种疾病，但仍抱病坚持工作。严重的肺病使他卧床不起。1944年3月6日，平汉线各据点日军出扰大悟山南北地区。3月7日杨学诚随军转移，在大悟山北麓高家洼病逝，时年29岁。

人物传记

寒门秀士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开子岗杨堡益湾一贫苦农户。父母之外，尚有弟妹各一。尊父有薄田数亩，养家活口不够，常给地主打短工，以换取微薄工银。尊母黄氏，苦撑着家，晨炊夜绩，养育着学诚兄妹。一家五口，含辛茹苦，挨年度月。

杨学诚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七、八岁上，见同村小伙伴都上学读书，自己家贫，无力与往，便到附近一处私塾学堂，侧听老师育读教课。没有纸笔，则折断树枝在地上习字。父母见他如此好学，便将几亩薄田变卖，换得些许银钞，供他入塾就读。他熟读诗文，过目能育，在众童之中，出类拔萃。伯父在汉口经商，见他有出众之才，决计资助他到汉口上学。学诚乃离乡赴汉，至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数年之中，均以品学皆优而获学校嘉奖。1926年卒业于该校。1927年考入武汉一中，越3年进入湖北省立高中，复又转入武昌职业中学就读，直到1934年卒业。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他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学业孜孜不倦。他热爱自然科学。做一个自然科学家，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铁蹄下的觉醒

1934年夏，杨学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水木清华，校园幽丽，正是读书的好所在；加上物理系教授阵容整齐（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仪器设备精良，科研成果也已初露端倪；这些，对他的吸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入清华，便一头扎入书本。那时人们常见他挟着课本，规规矩矩地按时到图书馆用功；平时罕言寡语，绝少锋芒，也几乎未见他参加课外活动，国事与政治，他更是了无兴趣，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

然而，到1935年暑假，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在阅报室内，人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在聚精会神地阅览每天的报纸，他显然对时局问题关心起来了。原来那时正在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俯首帖耳地接受了日本军部的要求，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河北省内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当时人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描绘了那个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这股强劲的时代逆流，使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能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再也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日军铁蹄，踏碎了祖国河山，也踏碎了杨学诚的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将倾，何来个人的光明前途。他觉醒了！

数月之后，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杨学诚对于政治就更加热心了。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运动。1936年初他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校组成）。在出发之前，他同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清华同学一起，在体育馆前举行了宣誓。誓词说：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他被委为先遗大队的队员，和清华的李昌、于光远，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一起，负责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赶路。北方原野，风沙满天，酷寒刺骨，他们却置之度外，一路有说有笑，边走边观察情况，做好路标。他没有自行车，常常是徒步跟着其他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一同赶路，因此他一路上就特别的紧张辛苦。一个多星期之后，宣传队到了固安，他由于过度劳顿而病倒。这是他正式参加救亡工作的开始，而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已流露无遗了。少壮派的美誉

抗日救亡运动也锻炼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个儒雅风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疾恶勇斗的战士。他对于恶劣倾向的反对，如像眼睛对砂子一样的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拆烂污的事情，他就会首先发起急来，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毫不顾情面。同反动军警的搏斗，他更是攘臂怒呼，一马当先。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出动五千军队包围清华大学的事件，是一二九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期终考试的第一天。拂晓，四百多名警察、宪兵、保安队对清华实行突然袭击，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并被押送到清华西门警卫室，绑在床头木框架上。俄倾，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也被反绑着手推进来了。紧随其后，北平学联负责人姚克广（即姚依林）也被推了进来。这时杨学诚动员了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三、四十人，率先冲了上去。吴承明一脚踢开了警卫室的门。几个看守的宪警急忙站起举枪威胁，一眼看到大群学生蜂涌上来，势不可当，就变计拖枪而逃。陆璀急忙拔出小刀，为蒋南翔割断绳索。三位同学被夺回来了。然后杨学诚即带领同学赶到西校门外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击败了军警，并把停在那里等候载送被捕同学的8辆军车砸烂。几百名宪警、保安队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被驱出学校。他们回去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啦！当晚，宋哲元正式出动五千军队，武装包围了清华大学。那些已经暴露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都已分别躲开，有的藏在教授家里，大部份同学则躲进了体育馆。那天晚上杨学诚和何礼负责值守。他们鹄立在离体育馆不远的地方，监视军警的活动。直到天明时军警发现体育馆有人，向体育馆走去的时候，他们才后撤至同学中。军警当场捕去的人，没有一个是黑名单上的，他们只是胡乱抓了一些人，交上去应差。

这时蒋南翔必须离校暂避。他在交接工作离开清华之前，杨学诚将他秘藏在自己的房里，为他掩护，探听消息，最后帮他转移地点。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杨学诚只是关切着蒋南翔的安全，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蒋南翔后来曾说：他这种侠情义肠，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二二九逮捕后，清华学运暂时沉寂下来。某些清华民先大队的负责人情绪消沉，放弃工作不管。经过队内积极分子的酝酿，召开了队员大会，改选了大队部。已孚众望的杨学诚和凌松如、纪毓秀、李昌等人膺选，组成了新的大队部。清华民先队又生龙活虎般地活跃起来，成为当时整个民先队中最坚强的一个组织。

在1936年3月31日进行抬棺游行的那次著名的行动中，杨学诚也是最为激昂。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会场去开会的是他，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他。

在一二九运动的初期，杨学诚的以上种种表现，使他荣膺了清华少壮派的美誉。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积极热情，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便是他接受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36年5月或6月，杨学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做入中学，入党叫做入大学。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因此当时他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杨学诚入党前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入党之前，他在救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就逐渐地习惯于考虑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1936年秋季以后，他便出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清华，是一二九运动中斗争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阵地。在学生会中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在党内和民先队中，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每一新的事态发生，在校内总要发生各种激烈的争论；在各种会议上，常常是各种意见纷然杂陈，各不相下。必须首先在各种会议上战胜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才能把党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下去并取得胜利。这一严重的任务，这时首先就落在杨学诚的肩上，而他确也是不负众望，屡战屡胜。正如蒋南翔在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纪念杨学诚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种讨论会的论战中，他成了一个最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的出色的雄辩家；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讲话，一下子转变整个会场的空气，把所有的人都激动和振奋起来。他过人的天禀和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卓越成绩，使他成为清华学生中最有威信的政治上的领袖。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随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同志。这时杨学诚等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线》上发表重要指导性文章的作者K.V.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杨学诚和李昌也发了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考虑。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正式参加了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北平学委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工作，最后于9月初旬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通过武汉华北同学会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参加省委，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团结了武汉和湖北各界的爱国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爱国运动。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汉岌岌可危。为了准备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湖北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统战关系，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干由陶铸同志率领到鄂中农村，举办训练班，积极培训一些青年骨干，为日后鄂中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1938年8月陶铸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法工作时，省委又派杨学诚同志到鄂中，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不久，武汉沧陷，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相持的极其艰苦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杨学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也于此时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谱实际情况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他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也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学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具有坚强的党性。这首先表现在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一到鄂中，就与鄂中特委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领导鄂中党组织，抓住了武汉沧陷前的瞬息时间，切实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39年中秋前夕，日军溯长江而上，越大别山，紧逼武汉。学诚同志紧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党组织千方百计掌握枪杆子，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部暑。他在会上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投入战斗！会后，特委分头深入基层，紧急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当武汉与鄂中相继沧陷时，学诚同志亲自赶到应城矿区，率领共产党员蔡松同志所掌握的八条枪组成抗日武装，首先进入大洪山丁家冲。这时，陶铸同志从宜昌赶回。在陶铸同志和学诚同志领导下，迅速汇集和组建了鄂中各地我们党掌握的近百人枪的抗日游击武装，点燃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复经艰苦经营，终于组成了应城抗日游击区（简称应抗），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鄂中游击区，会同豫南鄂东两地党组织发动的游击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和鄂中区党委的同志汇合，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战形势，研究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问题。当时豫鄂边区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正面战场战局相持，敌人已开始扫荡；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五战区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应抗。敌、伪、匪横行，广大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迅速统一处于分散的武装力量，公开树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军旗帜，独立自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中原敌后抗战。学诚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力，在会议上积极拥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旗帜鲜明地赞成立即统一党的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叫我们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进行战斗。会议统一思想后，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它对于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杨学诚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4]

建设抗日根据地

养马畈会议以后，学诚同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他首先抓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1940年，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实现了全面统一。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红军老干部、一二九运动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有来自外省市的外来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如何适应根据地初创和急剧发展的胜利形势，建设一支无限忠于党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学诚同志就在这一情况下，突出地抓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出了要在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以保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尖锐地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出现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恶劣作风带到党内的新贵，并把它作为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点。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他还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亲自找支部书记、党员谈话，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农民中的党员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保守和私心较重的现象，及时提出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群众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党员中的小农思想，把农村党支部真正建设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并明确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健全党支部为中心任务。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刊《共产党人》上的《给各地组织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凡是党的一切工作没有如愿的开展，其关键乃在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太差。学诚同志这些建党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学诚同志遵循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强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须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时，他就义无返顾地勇挑重担，服从党委对他的工作分配。1940年，边区主力部队东进鄂东时，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铸同志一起胜利地坚持了鄂中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在宜昌沧陷时，又和刘少卿同志一起组织了（平汉）路西指挥部，趁机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击溃了盘踞在天门的反共土顽潘氏父子，开辟了天（门）京（山）潜（江）根据地，为日后开辟襄襄西、襄南提供前沿阵地。1942年，他又与刘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当初战告捷后，由于敌情恶化，主力两欠被迫撤回江北，学诚同志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坚持鄂南敌后斗争。在频繁的征战中，他还挤出时间，对敌我力量对比、鄂南的地理与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依托江北，坚持鄂南沿江根据地，逐步向山区发展，主力骑江跳跃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开展鄂南的战略意义，置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的正确建议，很快被李先念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和五师师部所采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改，德、意、日全面失败已指日可待。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加紧积蓄反攻力量，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线，更须加紧准备。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区党委1943年1月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加强军事工作的方针。学诚同志积极拥护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强调提出强化政权的意见，要求把地方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服务。会后，他还勇敢地挑起了强化民主政权的重担，欣然接受了区党委的决定，担任了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为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学诚在鄂中和边区根据地的工作，曾受到好些同志的称道，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气。

文章来源：http://m.qg13.com/q/5380210.html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