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得哭起来,拉肉一样疼,看着乌雅雅的一片脑袋,哪里找那个大钢蹦去?
我们买了一根冰棍,是粉红色的生水冰棍儿,我心疼大钢蹦儿,又要哭起来。
小狗子慷慨地表示,我可以独享他的冰棍儿,关键是不要撒泼哭。
冰棍儿真好看,晶莹剔透,长长方方的一颗,冰凉凉的,放在手里冷飕飕,夏天仿佛退去了。
我们开始舔冰棍儿,谁舍得一口气吞下二分的冰棍儿呢?
我攥着冰棍儿,小心翼翼的,小狗子舔一口,也小心翼翼的。我嘱咐他,慢点吃,吃多了,冰棍儿就没有了。
天气酷热,阳光明晃晃,路边的草木都蔫了,风也热起来,坑坑洼洼的土路,烫得脚丫子疼。
粉色的冰棍很快就小了,最后,还剩下一口,接着就只一个木棍儿了。
小狗子把他手里的三分钱递给我,让我保管,他说他守不住钱,一会儿就把钱花了。
老妹子能守住钱。他忽然说,大家都说老妹子抠。
我狐疑地看看他,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们依然手拉手,我攥着三分钱,跟攥着命根子一样,这三分钱,我们可以看三本小人书,也可以买一包爆米花,或者,买一片西瓜。
我盘算花掉一分钱,买五个葡萄,去葡萄肉,葡萄的皮可以做哨,吹起来,再咬下去,扑扑地响。
我们不要买葡萄吧,胖胖?他说,葡萄太酸了,用来做哨也浪费,我们去看小人书,看二哥讲的铁道战吧?
好吧。我说,我也喜欢看《铁道战》,我还喜欢看《洋葱头历险记》。
村子边有个小摊子,放满了物品,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堆着许多诱惑。
我喜欢看小摊子,甚至想长大了嫁给摊贩哥哥,引得小狗子紧张兮兮。
他不是好人。小狗子说,他打老婆。
胡说!我回答到,是他老婆败家!到处串门子,不做饭给他吃!
胖胖不要嫁给他!小狗子说,大家都说他抠,不把钱交给老婆!
我瞅瞅发小,他真心实意地为难,替我着急。
胖胖!小狗子叫我,你要买什么吗?
我看着小摊子里,有一个精致的发带,缠着金线,坠着玻璃珠,在阳光下,灿灿地闪着光斑。
我的羊角辫是用布头绑着的,姐姐把窗帘省下一条,为我做了发带。
可是,这么漂亮的发带,得多少钱?
胖胖要买发带么?摊贩哥哥说,胖胖有多少钱?
我蹲下来,看着摊贩哥哥,他是减哥哥的好朋友,经常到我家来。
发带忽然咯咯笑起来,风儿吹过来,她们跳起了舞。
我摊开手,手心有两个大钱,这是发小的全部财产,他寄放在我这里。
我突然站起来,拉着小狗子跑了。
胖胖不要跑!摊贩哥哥说,这副发带,我可以送给你的!
我拉着发小的手,跑得萨利极了。
他哈达哈达地喘气,我也哈达哈达地喘着,然后,我们停下来。
我们身后,长着一大片美人蕉,叶子硕大,花朵艳红。凝血一样的花珠,怒发一般的花丝。
乌云一层层地蔓延上来,热风铺地,贴着地面旋转,晴朗的天空,转眼狼藉。
我看着他,又看看天空,忽然恐惧起来,抓紧他的手,再也不肯放开。
我们在乌云下奔跑,跟风暴角斗,小小的村落,突然成了魔域。
雨丝落了下来,展眼成了大雨点,砸得我们晕头转向,小狗子脱下外衣,蒙在我们头上,他竟然哈哈大笑。
我越发恐怖,天气暗下来,炸雷轰鸣,闪电撕开天空。
我跑的喘不过气来,只觉得周围阴霾,无处突破。
午夜,狂风怒号,我坐在安定医院的床上,仿佛,铁杆发小贴着窗户。
胖胖不要嫁给他!他说,他有钱不会给胖胖!
我捂住脸,我的血脉中的骨与血,你离开我,到底多少年了?
我没有嫁给他,也没有嫁给你啊!如今,你回来了么?这样冬夜,你回来了么?
钢蹦是一只狗的名字。当朋友把这只狗送给我时,我并没有太大的喜欢,只是觉得有了一只狗,从此,便可以干点和人无关的事。
钢蹦来的第一天,身上的毛被剃光了,就像一个被脱光衣服的人,人身上有的,它都有。我不敢正眼看它,朋友看着我的神态,哈哈大笑说:就你土!
送走了朋友,当然是带着钢蹦一起去送的,可我发现,钢蹦一点都不在乎他,他走的时候叫着它的名字和它道别,它看都不看他,仿佛他是陌生人。那种生疏的感觉,让人看了会在心底产生岀一股寒意。
朋友苦笑着离开的,心里肯定是盛满了某种不能解释的苦恼。
我在心里就纳闷了:是朋友不爱它,还是钢蹦知道把它送人了,心里憎恨朋,故意装出的淡漠。管它是于不是,我反正也不想深究。
牵它进屋,我就把套在它脖子上的链子解开。给它端了碗水,它用眼睛瞟了一眼我,便豪不客气的喝干了。我又给它弄了碗米饭,没菜,它也吃了个底朝天,碗舔得比洗过还要干净。看着它那吃像,我心软得一踏糊涂。
随后,我到哪,它就跟到哪。
看它吃完饭的整个过程,我似乎明白了钢蹦在送朋友时,它所显岀的那种淡漠了。
狗和人一样,都是有感知的动物。你给了它关怀和爱,我相信它会感觉得到。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六一得六……”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籽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哐”地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籽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我不去!”“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咋咧?”“我不想……养蚕儿咧!”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你养了多少?”“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老师,不要紧!我从家里再拿来……”老师苦笑一下,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就急忙给老师宽解:“他们家多着哪!有好几竹箩!”“不是咱们养的,没意思。”他站起来,摇摇头,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走进教室,讲义夹上搁著书本,书本上搁着粉笔盒,走上讲台,和往常一模一样。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一眼看见,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情绪慌乱,说话结结巴巴:“同学们,我们上音乐课……”怎么回事啊?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了,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似乎有一股毛躁的情绪从心里窜起。老师心里有事,太明显了!老师勉强笑着:“我教,你们跟着唱:”春风,吹遍了原野……‘“我突然看见,刚唱完一句,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立即转过身,用手抹掉了。然后再转过身来,颤着声,又唱起来:”春风,吹遍了原野……“我闭了口,唱不出来了。风葫芦竟然”哇“地一声哭了。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
“我要走了,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又窜下来,当着我们的面,用手绢擦着,提高嗓音,“同学们,唱啊!”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勉强笑着,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了。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桌边,强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我们从他手中夺过行李,走出小房。对面三、四年级的小窗台上,露出一个一个小脑袋。一声怕人的斥责声响过,全都缩得无影无踪了。
我的心猛一颤,还得回到驼背的那个教室里去吗?走出庙院了,走过小沟了。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终于忍不住,问:“蒋老师,为啥要走呢?”蒋老师瞧着我,淡淡地说:“上级调动。”“为啥要调动呢?你刚来!”风葫芦问。
老师走着,紧紧闭着嘴唇,不说话。
我又问:“为啥不调动驼背?”蒋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风葫芦,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我迷蒙的心里透出一条缝儿,于是就想到村子里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自古谁见过先生脱了衣裳,跟学生在河里打水仗?失了体统嘛!我依稀记得,我的父亲说过这些话,在大槐树下和几个老汉一起说。那个现在还不知姓名的盘踞在小庙里的老师,也在村里人中间摇头摆手……他们却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纪念鳝,金光给他多皱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籽儿了。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了……
1982.1.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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