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敢午睡,怕晚上睡不着,下午4:30了没挺住迷迷糊糊睡着了。在热闹声中醒来,外面飘起了雪,原来是爸爸今天下班早,竟然热火朝天地在做饭。这个特殊的春节爸爸忙着防疫疫情的工作,这是两个月的假期以来爸爸第一次有时间给我们做饭,竟然还要包韭菜鸡蛋水饺,哇!
看来厨房小白都一样,爸爸不断询问着韭菜应该择多少合适、该洗几遍、切多长,妈妈在里屋绣着十字绣隔空指挥,哥哥不放心在爸爸身边实地指导,真是热闹非凡。爸爸说他做饭要招助手,妈妈、哥哥和我都立刻停下了正与他说话的话语,假装不吭声。爸爸只能可怜得用哈哈大笑来打破安静,然后安静彻底打破了,一家人又继续开始了热闹的话语。
爸爸接下来要开始切韭菜了,我隔空大喊手要缩着别切手,哥哥站在爸爸身边上准备指导,妈妈笑说:你爸可会切啊,让你俩说得你爸啥都不会了。可能是爸爸太忙,很长时间没切过东西了,哥哥和我才这么不放心。只听见爸爸的菜刀声一钝一钝、一钝一钝的,惹人笑的前仰后合。哥哥认真地对我说:爸爸这刀工还不如你呢,你在厨艺上能抓住一个了,不用排在家里的最后一名了,别骄傲哦。这话是在表扬我吗?反正不管正话还是反话,我很高兴。
我在房间学习,听着爸爸妈妈哥哥你一言我一语热热闹闹,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我的家人一直是这样,无论一起做什么,都自带轻松热闹幽默的属性,总能氛围很嗨。我写完了作业,迫不及待加入了包饺子的队伍。
一家人吃着热气腾腾的水饺,享受着这平凡又珍贵的晚餐,热热闹闹,幸幸福福。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母亲的母亲
电话里,母亲说她的母亲病了,我哦了一声,随即便大谈特谈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我的快乐和烦恼。许久,电话里传来母亲的一声低叹。我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问道:她病的严重吗?
外婆电话里说很想见你,望你放假回去看她。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倒似征求我的意见。
外婆?外孙?在我16岁那一年,我去看望我弥留的外公,刚走到门口,听见外婆教导我4岁的小表弟写字,他问她:外婆的外怎么写?她说:外婆的外就是外人的外,外婆和外孙都是外人,只有奶奶和孙子才是一家人呢!我没有再走进去,我忽然想起来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告诫我长大了一定要对她好,因为没有她就没有我,因为她是我母亲的母亲
那一夜,我的外公去世了,我因为赌气没能够看望外公最后一眼,我将遗憾和怨恨都放在了外婆的身上,可是我并不敢发飙。外婆是个极强势的人,莫说是我或家里的任何人,便是整个下阳村,也没有一个人敢当面指责她的。她是个孤女,九岁就在外公家做了童养媳。外公在部队当兵,外婆一个女人便挑起了全家的重担。那时候的农村,龙虾满地爬,螃蟹横着走,水草池塘一跺脚,提出一条大鲫鱼,可人们却只是为了盐巴和稻谷,起早贪黑挣工分。当年的村长欺负她是个女人,公分扣半,那便意味着她和她的四个子女将食不果腹,当真是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嗦食声孜孜,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他找到村长理论,到争吵,到厮打,他抓住她头发,她抓住身边的一把镰刀砍了下去。她主动去投案,她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女人告诉民警,她的行为叫正当防卫,她将生活的艰辛和无奈用言语向镇里的领导做了最煽情的描述。因为她是军嫂,因为她还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一岁,她安然的回到村子,她的一刀为她在下阳村奠定了位置,她的戾气也在那种环境慢慢膨胀。
终于有一天,她老了,她的戾气为她平添了许多皱纹,她的身材变得又瘦又小,她再也不是那个深夜追查我外公打麻将的母夜叉。她看着我的时候,是仰着头的,我竟然从她的眼神里捕捉到慈爱,我不相信她是爱我的,她只是想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她,因为她是我母亲的母亲。可是在她追到我外公的麻将点时,因为我母亲的阻拦,她用手电筒砸破了我母亲的头。那天晚上我就恨上她了,可是因为她是我母亲的母亲,爱屋及乌掩埋了我对她的恨。
她病了,却在病中想起我这个外孙的外就是外人的外的人,她当真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外人吗?她也曾在深夜为我摇扇驱蚊,为我考公焚香祭祖,她告诫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温和的人,我总认为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为她只想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她。以后吗?她的以后还有多少?我的照顾又在哪里?我连她病中也不能看一眼,甚至一句问候也没有,我忽然有些内疚。
过几天放假,我陪你一起回下阳看外婆好吗?
母亲很高兴,连连说:很好,很好。
挂完电话,心中一片茫然,今晚的月亮格外皎洁,原来快到八月十五了,那年的中秋,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月饼,那是特意为我留的
文章来源:http://m.qg13.com/q/5267860.html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