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类人是多少诗人的题材,是多少作家的题目,还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对呀!任何事物都不及她的母爱,因为有她,所以有我们的存在。可时代一步步在变,她早已跟不上节奏。这让我对她的态度变的相当她对我的一样,但她始终明白不了我的意思,然而成了我的心结。
今天的我,对她狂吼了。原因只是妹妹的作业是用蛋壳贴在画上,还是用笔图。我的心呀多么想少掉我前面的一句话,少掉我的疑问个。因为我看见妹妹的老师发的微信,说用蛋壳贴画,我只想证明一下,没想到无事生事。她硬是说每个小朋友的作业不一样,我越是纠正,是我想闹事呢?还是我本来讲出来就是个错呢?
经过事实鉴定,她错了。她自己坐在那不发出一点响声,这使我的心怦怦的跳动,我顿时家感到害怕,脑袋子瓜里一大串疑问:是我戳痛了她的母爱吗?我是她眼中的叛逆的孩子吗?是我撕碎了、砸坏了她的心吗?是我错了吗?是我伤了她吗?她恨我翅膀长硬了吗?她恨把我养这么大吗?她为什么不讲话了?母亲,请您原谅我吧!原谅我的粗莽,原谅我的粗心,原谅我这个孩子,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母亲呀,您是知道的,我胆儿小,愿这片我的道歉能使您满足您心灵的需要,愿这文章想小船一样,随风飘扬,飘进您的心儿,让我的心儿得以安抚。
对不起,我亲爱的母亲。
母亲在我这住了一段时间,趁空闲时间,买了几个坛子来。一阵洗涮过后,自制了几坛酸水,过一阵,泡上红辣椒、姜丝、萝卜,热热闹闹地堆在屋子一角,突然觉得,我原本冷清的小房子一下有种浓厚的生活气息。
酸水坛在书面用语上称为“泡菜坛”,它也是被众人周知并且喜爱的字眼,散发着诱惑。但我执意要叫它酸水坛,这样有一种亲切的味道。大抵,食物是一种能吃下去的乡愁,在唇齿流连,念念不忘,是因为,这里面有母亲揉合的气息。
小时候看母亲制腌菜,盘啊碟啊碗啊一大堆,我在旁捣鼓几下就没兴趣了,跑得远远的,身后剩下母亲的唠叨声“今后长大成家了看你怎么办”。
我对做腌菜不感兴致,但对吃腌菜,却是头号兴趣。乡野里长大的孩子,也没多少零食吃,小时候,母亲的酸水坛就是我快乐的零食园。放学回家饿得急慌慌,书包一甩,伸手就揭开了坛盖,掏出来的腌菜散发出无比诱人的香味。
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一大家人吃饭,用土话说,干的要一甑,稀的要一锅,每餐饭,都是吃得锅净碗响,母亲的酸水坛,花样就越来越多。黄豆、姜、蒜,只要是土地的产物,均可以下坛。在乡村,小果小菜的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种什么得什么,是以,每家每户都有着不大不小的几口酸水坛,泡进去的是日子,捧出来的是生活。
在幼时的我看来,母亲的酸水坛就像一个魔术坛,隔三岔五地就变出些东西来,有时明明已经捞完了最后一块,可是第二天,酸水坛又泡满了菜,一年四季,都是满满当当。守候着我们向往的幸福,美好的憧憬。
在酸水坛里,酸萝卜的酸是首屈一指。还有泡柿子,青梗梗的柿子一扔进坛子,涩味尽失,变得又脆又甜。还有一种叫地牯牛的东西,有点类似姜,但没姜那么辛辣,酸水坛泡一段时间,爽口又下饭。
豆豉却是不同的,豆豉做好了香味余绕,做得不好沦为脚臭味。也是最朴实的一个道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正一反,一好一坏。可能母亲的手艺很好,我至今都未吃到过有脚臭味的豆豉。只是偶尔从别家炒出的豆豉味,能闻出几分臭味,自此,也对豆豉多了几分忌惮,一般人家的豆豉我不会吃,除非是母亲做的。
所以,在所有腌菜里,我独爱豆豉,其实也说不上喜欢,只觉得是一种依靠,一种温暖。记得当年南下,我唯一的背包里就装了半袋豆豉,从深圳到东莞再到汕头,几经辗转,遍尝艰辛、苦难,唯有在深夜,摸几颗豆豉放在嘴里,细细咂摸,心头的酸楚才略有几分宽慰,犹似母亲遥远的瞩望。
几年后,父亲撒手人寰,母亲哀伤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不再打理酸水坛,每天只是默默地坐着,坛口上长满斑斑白霉,一如母亲头上斑驳的白发,让人心痛。
我们建议让母亲出去走走,家在江苏的二姐来接母亲,上车时,母亲一一叮嘱我们,家里的猪、羊、鸡要怎么喂,田间的庄稼要怎么种,怎么收。最后,母亲犹豫著说,那几口酸水坛,你们给添点蒲水吧。
母亲每天给我们打电话,问着家里的情况,我们让她放心,家里一切安好。一段时间后,母亲执意回了家,看我们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叹了口气,这个家,没我真不行。
母亲依旧忙碌,翻地、种菜,收获后该晒的晒,该收的收。又一年辣椒红后,母亲把它们摘下来,在盆里细细剁碎,放到坛子里。母亲说,剁辣椒你们几姐妹一人一瓶,带回去做做小菜。我望着日益苍老的母亲,想起那日看过的鸡汤文,有娘在,人生尚有来处,娘去了,人生无归途。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所有记忆,舌尖上涌起一种莫名的味道,似是母亲的气息,濡湿了我的眼。
记忆里,我是穿着母亲缝做的布鞋学会走路一天天长大的。母亲做的布鞋,粗针麻线纳的底,松软结实,黑色布料的鞋面,在鞋面的中间镶上两条筋,鞋的边上是一圈白边,非常好看。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我认为母亲做的布鞋是最好的,从商店里买回来的布鞋根本比不上。
八岁那年入学堂,母亲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的大门口,脚上就是穿着母亲为我做的新布鞋,跟随老师神气的走进教室。八九岁的年龄,正是登墙上房淘的没边的时候,母亲怕我每日里疯玩儿跑掉了鞋子,在鞋的后面缝上一条细带儿把它绑在脚脖子上,跑起来就不掉了。几天下来,我的新鞋在同学小伙伴中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傻鞋,满操场上同学们都知道我穿了一双傻鞋。每天走出学校的大门,总有几个坏小子排着队向我喊:傻小子,穿傻鞋,走一路,跌三跌,哭着喊着要上学。那日里我哭着跑回家,说啥也不穿这双傻鞋了,哭闹着要母亲给我换一双从商店买来的新鞋。母亲听了笑出了眼泪,然后温和的摸着我的头,笑着告诉我说咱儿子不傻,咱儿子不怕别人笑话,咱儿子最懂事了,妈告诉你把书念好了比什么都强。就这样从那时起,母亲的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我还是和往日一样,穿着母亲为我做的新鞋走进学校的大门。
每年的六、七月份,母亲就开始忙着为我们姐弟四人做鞋了。那时我常常喜欢伏在母亲的膝前看她做鞋。看她用锥子用力在鞋底上扎出一个眼,把串着麻线的长针从锥眼中穿出来,然后用嘴使劲咬出带着麻线的针,再把麻线绕在锥子把上,用力拉紧线绳,母亲就是这样一针针一线线的纳出一双双鞋底。而最让我心中刺痛的,是母亲鬓角流淌的汗水、青筋突起的手臂和手掌上勒起的一串串血泡。那一刻起我真正觉得母亲为了我们,真的太累了。母亲哪,真的该少一些辛劳,多一些休息。
渐渐的我长大了,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注意保护自己脚上穿的步鞋,雨天我把鞋放在不漏雨的地方,然后光着脚丫欢天喜地的冲进小伙伴们的群堆,奔跑在雨水里。和同学们踢足球的时候,我把母亲为我做的布鞋脱下来,把它摞好放在球门的边上,然后光着脚在球场上和小伙伴们奔跑。回家的时候在院子门前的水井上洗洗脚,再穿上鞋走进家门。开始的几天里母亲没少夸我懂事了,夸我不那么淘气了,鞋也干净了。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尽管脚掌每天火辣辣的疼。但这个小小的秘密没有坚持多长时间,不久就被母亲发现了。记的一天夜里我被一下轻轻的刺痛扎醒,险些喊出声来。睁开双眼,我看见在暗淡的灯光下,母亲带着花镜坐在炕边,把我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用一盆清水仔细的清洗我的脚掌,然后用一根针轻轻拨出已经扎入脚掌里的沙粒。透过母亲的老花镜,我看见母亲流泪了,泪水顺着母亲的脸颊流下,滴落到我的脚上。看到我醒来,母亲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哭着轻声告诉我,儿子咱以后不这样,鞋坏了妈再给你做,你已经长大了要懂得爱惜自己,这样妈才高兴,妈看不得你们姐弟几个遭罪,懂吗?在母亲的怀里那一夜我流泪了,那一刻我又一次感受到母爱是那样的无私,那样的博大,那样的真切无华。
第三天的晚上父亲下班回家,给我买回来一双新鞋,是一双蓝面白底的胶鞋,应该说,那也是我穿上的第一双从商店买来的新鞋。父亲卷了一支烟坐在炕边笑咪咪的看着我,母亲帮我把新胶鞋穿在脚上,让我在屋里来回走一走,开玩笑的告诉我,明天穿上这双鞋去上学,保证没人说我儿子穿傻鞋。不知道怎么了,我在那一刻没有了那种穿新鞋的兴奋感觉,反倒从心底涌出一股惭愧和羞涩。就是第二天穿着新胶鞋走进教室的时候,也没有了往日神气的感觉。因为我懂得这一切都有父母亲疼爱的心血在里面,我更应该去加倍的珍惜她。
十八岁那年去当兵,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母亲把为我赶做的一双新布鞋,塞进我新发的挎包里。我嘴里说着不用带,赶紧要往外拿,母亲坚决不让,父亲也在一旁说她瞎操心,到了部队什么都有。母亲就是不同意,她老人家固执的认为,我从小穿鞋费,部队发的鞋会不够用的,一定要带上。望着母亲渴求的眼神,我赶紧说妈说的对,我带上。听了我的话,母亲高兴的笑了。当兵后,母亲为我带的那双鞋,在我的战备包里整整背了五年,如果不是一次以外,我真的会一直保存到今天,因为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感到那么亲切,那么温暖,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今天也无法忘怀。如今九十二岁的老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虽然已经行走不便,满头的白发已经稀疏,但每每我向老人家提起童年的往事,提起那双傻鞋,老人家都会咯咯的笑出声来,还会象小时候那样摸着我的头,开我的玩笑说,我儿子穿傻鞋也不傻,我儿子可懂事。
如果父亲是一座巍峨的高山,那么母亲就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大河。母爱如水,滋养无声。母爱,是那么厚重,那么深沉,那么博大。她用一辈子的心血去养育我们,而我们就象在温暖的春天里,去享受快乐、暖洋洋的气息,就象青青的秧苗在满足的吸吮着大地的乳汁,享受着大地的滋润,汩汩的吞噬着大地的精华。当年,那种在母亲的呵护下,单纯的无忧无虑的过往,今天是不可能用任何东西可以赎回的,她早已深深印记在我童年美好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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