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同性恋就是“性取向障碍”,这些性心理障碍患者所追求的性爱对象是同性,而不像正常人那样追求异性。如何认识和对待同性恋问题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存在广泛争论的问题。如《红楼梦》等古代小说中对同性恋既没有回避也没有严加斥责,说明这一现象并非罕见.
各种文化都曾斥责和反对这种违反伦理和道德准则的行为。但法国早在1810年就认定只要是发生在达到法定年龄的成年人之间的,经双方同意,私下隐蔽的同性恋活动就是合法的。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一些州在60-70年代也纷纷效法通过类似的法律。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74年经投票表决把同性恋从性障碍中删除。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中也取消了同性恋,总的来讲,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人们观念的总的趋势是采取开放、宽容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但80年代以来流行的艾滋病现多见于同性恋者的事实使西方社会一度出现恐慌,同性恋者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由于目前艾滋病已越来越多地在异性之间传播,所以那种片面地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的观点是绝对占不住脚的。
同性恋的一大特点是在上层社会和最下层社会中多见,发生率的高峰处于两个极端,许多历史名人如柏拉图、米开朗基罗等智力水平高的同性恋者。又如日本筑波科学城里有些科学家为了献身事业夜以继日地工作,导致家庭离异并走上与同性伴侣消遣有限的业余时间的道路。
在西方,同性恋的发生率可达10%,有些城市甚至还要高得多,它随着社会背景和生活一半而有所不同。国外有人把人的性取向意识看作一个连续体,在连续体的两端分别是完全同性恋和完全异性恋,处在其中间的是两性恋,其余的人则分布在这个连续体的其他区段。
当然,靠近完全异性恋一端的人占极大多数。在同性恋中有20%属精神性同性恋,从不发生性关系,有35%偶有性关系,经常保持性关系的只有15%,性关系混乱的只占很少数。
金赛调查报告表明,一些男性从青春期就是完全同性恋,这些人难以得到纠正,属于终生同性恋。在同性恋中的男性“妻子”和女性“丈夫”的性心理扭曲更为严重,他们多处于同性恋中的主宰地位。有些人既保持同性间性交往,也保持异性间性交往,则称为两性恋。有些人只是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或处于某一特定环境下时才出现同性恋倾向,像远航的海员、服役的士兵或集体宿舍的学生,称为境遇性同性恋;有些人则因失恋、婚姻破裂或其他原因而有过偶尔的同性恋倾向或性行为,为的是要寻求感情的宣泄,说明这些同性恋是后天发生的,它受人际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同性恋”;在报刊上两度乃至三度读到的这样的说法,引我想起断袖分桃那样的被引以为丑或引以为美的故事,也想到了传统上以男性为顾主的男妓,以及泰国的“人妖”等等,于是想提出:第一,性与恋诚然相关而且部分地相覆盖,毕竟不全是一回事;第二,需要创造一个术语:“同性性”,以期和“同性恋”相区别。这里面牵扯到的是人、人道和人性的问题。
“食色性也”;仅就其本身而论,这二者其实可以成为人生的无奈。而食色之为性,又互不相同。为了解决实际上也包括衣、住、行等等在内的“食”的问题,人们劳动以取给于自然。个人劳动之不足,乃有平等的交换,是商品经济的原始,直至物资有了极大的丰富,以至于连向来以匮乏资源而著称的中国如今也形成了买方市场;与此同时,也有平等的借与贷和不平等的乞讨和施舍作为补充和权宜。“嗟来之食”固然伤人自尊,但乞讨者固执于生命而施舍者出自仁心,人性并未遭到过分的践踏而泯灭、而得以印证和丰富。
“色”不同。它的现代提法是“性”。“性”之不同于“食”,在于获取之道。“我劳动,所以我得食”,这一条虽说是一切正直劳动者的安身立命之道,却偏偏不适用于“性”:按照当代社会大体上通行的行为规范,“性”是不能靠劳动生产来提供的,也不可以通过交换而求满足。它无论借或贷,不可能乞讨也无从施舍——读者诸君,你可曾听说或见识过有谁或借或贷、或乞讨或施舍“性”的么!98年夏笔者在莫干山读的一本德国小说中倒真见到这样的情节,但以为不属于常情,至少是不为社会所正式认可。
幸而,给人体装置了性本能的自然,也给人安排了相应的机制,套古话来说,那就是“两情相悦”——从尚在动物时期时的彼此嗅嗅以判断是否气味相投,到(譬如说)万千诗、词、曲和散文中所描绘的万种风情千般绮旎,在这个“永恒的主题”下记载和诉说着多少真事和故事。
据我个人的印象,这些真事和故事有许多都以不幸为结局;人类远未进入自由的王国,应是原因,而文学之为“苦闷的象征”则或可作为这印象的旁证。但这些痴男怨女未必是人世的最不幸者;单方的好逑或双方互恋而不成,生离死别,自是人生恨事,但既是因本性使然而受苦,那就至少应?顺应着保持着本性。而这世界上还有一等人却不得不操“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被迫以性换食,违抗着扭曲旁属于人的本性的“性”。(当然,不是凄惨地以性换食而是欣欣然以性换锦衣玉食,不仅从来都有,据说某些棕区于今已经蔚然成风,直到发出“这儿人傻、有钱、快来”的电报以呼朋引类的地步;但那是人性的更大的歪曲),所以,北京解放初期,军管会派部队包围八大胡同,救良出娼门,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曲人性的凯歌。窃以为那歌才真正是“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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