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确立目标抑或梦想。不为别的,只因为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让我只想在喜欢的路上静静的走下去。所谓目标,就像耶稣背上的十字架,一旦目标过于沉重,就会寸步难行,所以,我仍然毫无目的的活着
在驶向黎明的列车上。
无尽的黑暗裹着寂静的夜空。只有这列车擒着铁轨一直向前。有那么一瞬间,竟然觉得,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只有黎明的到来,才会结束这漫无目的的跋涉。列车向前,一直向前。人生百态,时间的万千气象,也在黑夜与黎明之间周而复始,变幻更迭。我,我们,都不再是多年前的自己,身上已然沾了些许社会的俗气,难道,只能埋怨无情的岁月吞噬了青春吗?
突然想到了顾城的那首短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梦想的迷茫,对现实的无奈,就是真真切切的一代人。永远在奔跑,却永远找不到终点。真正的心之所向,是反叛和荒诞,众矢之的,万人唾弃。以梦想的名义来讲,就是虚度年华,胸无大志,人们时常纠结于所谓的务实,单纯的去想,好像自己也是一个浮躁的人,因为没办法在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黯然面前保持冷静,而且时常怀疑自己正在走的这条路,我是否走的正确,是否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甚至,会怀疑世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有没有一成不变的黑夜或者白昼,这样,就会仅有一个角度去直面世界,直面人生。
我为什么活着???把它当成重大课题研究的人比比皆是,可人们依旧平庸依旧黯淡。所以说,我们时常把理想挂在嘴边,但内心早已失去了对它的忠实和虔诚,我们在描摹人生,而不是描绘人生,这样活着,多么可悲。
天亮了,列车终究会有终点,而我呢?
父亲,是一位教师。这可是我和弟弟最骄傲的事。
小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受人羡慕的。因为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玩伴都愿意和我们玩,他们总不时说道:那个墙上的字是你爸爸写的吗?骗人,要是你爸爸写的,你认识吗?你读出来。打赌,你俩读不出来,就给我们买雪糕。我和弟弟争着告诉他们:就是我爸爸写的,写的是只生一孩好!,赌就赌,谁怕谁?那是热爱祖国,热爱人们,热爱我们的家乡!,那是女孩男孩都是祖国的花朵!,那是他们仔细听着然后突然各自跑回家里,我和弟弟不用去追,他们会回来的。因为他们只要把父亲写在墙上的字会读了,家长就给他们几毛钱作为奖励,我们就可以美滋滋地吃上雪糕。关于那些字,那时的我们一无所知。
当然我们受人羡慕还有另外原因的,就是父亲获得市级教学能手的奖品永久牌自行车,我和弟弟很是喜欢。弟弟坐在前面大梁上,我坐在后面,父亲骑着它和我们一起上下学。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们能天天坐着自行车上学。放学回家的路上是最热闹的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我和弟弟一前一后坐着。同学一哄而上追着自行车嬉闹着,我和弟弟也跟着他们嬉闹着。父亲好像有魔力,不论我和弟弟在车上怎样晃动父亲稳稳地不急不慢地骑着。一路上,欢笑声不断。
父亲,工作很是出色。每年都会获得像教学能手这样的荣誉称号,当然还有很多比较实用的奖品。家里的玻璃时钟、床单被套、水杯暖瓶,还有被父亲悬挂在屋梁下的三辆崭新自行车都是。母亲有时唠叨着父亲,不用都放起来,让孩子也自己学骑自行车,你打算天天送他们上学。
母亲的唠叨还真有些道理。我和弟弟要上初中了,中学离村庄有十多里的路,一般村里的学生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周末下午离家上学,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其余的时间都要住校的。可是,我和弟弟两个人都不会骑,母亲有些着急,要求我和弟弟在暑假里去学骑自行车。父亲总是说:等等再说。
在暑假里,我和弟弟没有听母亲的话。继续和伙伴玩着弹球,下河捉鱼。他们不再向我问那些墙上的字,但是我和弟弟仍然是受欢迎的,因为父亲给我们买了一部小霸王学习机,而我们却完全用来玩游戏了。为了能玩上一次超级玛丽,伙伴缠着我和弟弟。雪糕、玻璃球成了他们贿赂我们的主要物品。
在屋里,我们玩游戏正激烈的时候,一阵摩托车声突然在家门口消失了。负责放哨的同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别玩了,你父亲回来了,还有一辆摩托车。一听摩托车,游戏没关就跑出去看个究竟。不大一会儿,家门口聚满了街坊邻居,大人们和父亲在谈论着父亲刚刚买来的摩托车。那时摩托车可是个稀罕玩意,我和弟弟高兴坏了,想着坐着这个稀罕玩意上学是一件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
周末,我和弟弟在家吃过晚饭,然后父亲骑着摩托车送我们回校。十多里路,二十多分钟,弟弟坐在中间拿出贴满贴画的笔记本,那里面都是弟弟抄写的歌词,就开始了他自个人的哼唱,父亲认真地骑着,我也认真地想着游戏中那一关怎么过去,谁也不在意弟弟的哼唱。到校了,同学才刚刚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父亲停下车,他们总是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父子仨人,我和弟弟早已习惯了。有时父亲把我们叫住会多给点零花钱,并嘱咐着好好学习之类的话。这时的父亲很像母亲一样的唠叨,不过我并不介意,因为我多了一笔钱。
春夏秋冬,不管是晴天还是风雨天大雪天,我和弟弟一直享受着父亲给予的最特殊的车接车送的待遇。父亲的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亲昵的做作。我和弟弟在父亲的车轮上慢慢地长大了。
长大后,在外地求学工作。离家的时候,父亲总是把母亲准备好的东西小心翼翼地绑在车座上,送我到汽车站。汽车缓缓行驶,父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初春寒冷的清晨里。思念就这样从离家开始一直扯着我。
年末将至,想念愈发强烈。等着那仅有的可怜的年假,收拾好行囊回家过年。父亲早早在车站等着我回家,父亲还是认真地骑着那辆摩托车,我坐在后面看见父亲满头的白发,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摩托车一路隆隆作响的声音提醒着我,它也已经老了,我也该为父亲做些事了。
小轿车,这是我们家的新年礼物。父亲很是喜欢。每当别人问起来,父亲总是很自豪地说:儿子给买的!
父亲开着小轿车,弟弟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和母亲坐在后面。车里开着暖气,放着弟弟特意给父母亲下载的八十年代的经典歌曲,母亲说:这挺好的,你爸爸以后开会办个事也方便,夏天淋不着,冬天冻不着。看你爸幸福的那样。要是以后有了孙子孙女那还不乐坏你爸了。不过,到哪会这个车就不行了。父亲赶紧接着:急什么?到时候不是还有你那两个宝贝儿子吗?我退休了,咱俩就给他们照看孩子,想去哪家就打电话让儿子来接,谁还给他们开车?
哥,你快点抓紧吧!
我笑而不答,伴着一首《甜蜜蜜》睡着了。
哥,到家了。醒来看到曾带给我骄傲与幸福的自行车和摩托车被冷落在院落一旁,而这辆崭新的小轿车成了父亲的新宠。我那儿时的记忆已随着它们被乡间的灰尘掩盖而渐渐淡去,无法消失的是:
我和弟弟儿时的骄傲,还有父亲现在的自豪。
门前的车走了,又来了。来来往往的车灯借着拐弯的机会,悄悄的从我的眼前扫过又迅疾的躲开去,就像是一个偷窥的孩子,总是试图从你的脸上发现些什么。
进出小区的车辆在保安师傅们的旁边缓缓地停住了,早已打开的车门里伸出的手机上的健康码闪着淡淡的绿色的光芒,那些保安师傅一边看着健康码上的信息,手里的额温仪熟练的指向了拿着手机的那个手腕。几乎是同时完成了资料确定和测温两项工作,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钟。前面的车开走了,下一辆车又缓缓的开了过来。
车里的那个口罩后面的脸,显然对自己的身体更关注一些,多少度?然后,得到了一个相对较理想的心里数据的,就开车走开了。有时,数据离自己的心里猜想有些差距,又总是要多问几句,直到后车里有些心急的喇叭声传来,才嘴里含着半句话,意犹未尽的走开了。
车灯有些亮,师傅们微眯的眼睛顾得了健康码,额温仪,就无法兼顾车里面是谁了,打一枪啊?宽大的口罩挡不住那些熟悉的面孔传来的熟悉的声音。
打一枪。保安师傅应和着那个熟悉的声音,迅速的辨别着是是业主老张还是老李。
多少度?咋周啊?询问的方式不一而足。
没事,有事你就走不了了。话是笑着说的,话题的内容隐含的含义却有些沉甸甸的痛。
这个过程一天又一天的重复着,从对大多数的师傅来说有些遥远的那个城市封城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相对全世界来说,颇有些这边风光独好的今天。
夜渐深了,进出小区的车辆少了许多,师傅们忙里偷闲的谈着一些有的,没的的话题。只是,谈着谈着,就不由得扯到现在的疫情上来。
位卑不敢忘忧国,我们的话题里总是掺杂着一些个人的情绪的。对我们友好的,我们希望他们的国家尽快脱离这场灾难;至于那些恶意的,我们的言谈里难免会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远处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师傅们拿起了自己的工具忙起了自己的工作,这场谈话终止了。
一种质朴的爱国主义情怀,融入进了一丝不苟的防疫工作,扩散到了我们周围的每一寸空间,化为春风充斥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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